
事实上,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(ODA)的确是中日关系中不得不提的一部分。如何看待日本对华40年的ODA项目,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刷屏网络,而争论的焦点在于,日本对中国的援助,我们是否该对日本人说声“谢谢”。日本对华ODAODA(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)直译是政府开发援助,事实上,这个词并不专属于日本,而日本的ODA项目也不仅仅针对中国。1954年,日本首先与缅甸政府达成战争赔偿协议,由此拉开了日本实施政府开发援助的序幕。1954年到1976年,这段时间日本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在东南亚,此后,日本ODA项目扩展到非洲、大洋洲、拉丁美洲等。2004年以前,中国是日本ODA最大的接受国,2004年以后,印度成为最大的受援国。
创新药研发长路漫漫“百创新药,济世惠民”,这八个大字是当年百济神州在中关村生命科技园成立之时,创始人王晓东赋予公司的使命。“近些年,亲朋好友中得癌症的越来越多,而多数癌症到了晚期基本上无药可治,患者只能等死。”王晓东沉默片刻后说,“这些事让我深受刺激。理论和概念是治不了病的,研发抗癌新药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这种“双重标准”的做法,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损害了中国主权安全,也让人们更加看清:外部势力不过是以自由和人权为幌子,与香港反对派相互勾结,企图谋夺香港管治权,破坏“一国两制”实践,进而阻遏中国的发展。从2014年非法“占中”,到2017年的旺角暴动,再到此次修例事件引发的风波,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、搞乱中国的险恶用心始终不死。
《警示录》共收集了25个案例,从违反人群上看,“个体式”和“群体式”并存,既有企业领导人和一般员工的一般违法违纪案件,也有重要公司领导人和重要岗位人员的窝案窜案。如2009年至2014年,河北某分公司在与10家煤炭供应商的煤炭购销贸易中,未对供应商进行全面考察,未对相关资质进行核实,未经领导班子集体决策,累计购销合同签订54份,形成预付款余额7008.96万元和应收款余额20050.68万元,共造成27059.64万元无法收回。
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两股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结果: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。一方面,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和对外高依存度的经济结构,使德国相较其他欧盟成员国更有能力和意愿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,尽可能地规避欧洲一体化框架的限制来获取国际市场的份额。另一方面,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“不光彩”历史,德国主动融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。这不仅让德国经济受益,更是德国体现其政治信誉的一份“投名状”,是德国安全利益的根本所在。
与注册制配套的系列基本制度改革也经受住了市场检验。发行交易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、退出机制、持续监管等制度创新平稳有序。“科创板的另一项重大突破在于支持了一批符合科创定位的企业上市,支持科技创新的效果初显。”不少科创板企业在细分领域是领军者,业绩增速明显高于全市场,上市带来的增信效应、声誉效应、示范效应开始显现。“经过一段时间,相信科创板会培育出伟大的科技公司。”